從中國當前的情勢看兩種的宣教進路

李明順

 改革開放三十年,國家巨變,舉世矚目。基督宗教在中國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三十年大發展,並呈現從農村到城市,由城市走向世界的發展潮流。基督宗教在中國爆炸性的增長,是在自由空間極為擠迫、外在資源極為匱乏之下形成,這挑戰了不少西方社會學的理論和教會增長學說。一位資深西教士曾戲歎:十九世紀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英國人,另一種是想成為英國人的人;二十世紀世界上也是兩種人:一種是美國人,另一種是想成為美國人的人;而二十一世紀世界上也會是兩種人:一種是中國人,另一種是想成為中國人的人!中國的崛起令全球中文熱持續發燒,中國不可捉摸,這是中國魅力所在!

當今中國也已成為眾多海外信徒踏足宣教的大工場。要對全球最大的創啟國家做宣教,就一定要對中國的國情有確切的認知,而且要與時俱進。本文試從一個內地信徒的角度看當前中國的情勢及引申出對兩種宣教進路的思考。

首先,在國家政治、政策層面,政權對基督教已由以前的消滅、打壓、限制、寬容、統戰進而意識到要務實接納,政策宏觀上逐步對基督教發展有利。中國發展至今,基督教與政府的關係十分微妙,這種微妙創造了最佳的宣教環境:張力就是基督教發展的動力。但是由於各省、市、地政府官員對基督教的“真知識”有限,在政策執行上隨意性強,在社會穩定的大需要下,大部份官員寧緊勿松的保“烏紗帽”心態明顯(尤其是敏感時期),造成基督教各地發展的不平衡。

傳統的有關中國基督教的二分法(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認知已逐漸過時。據宗教社會學研究,中國強化宗教管制的結果是致使基督宗教市場複雜化,即出現至少三個宗教市場:紅市——合法的基督教組織、信徒及活動;黑市——政府禁止或取締的組織、信徒及活動;灰市——既不合法也不非法或既合法又非法的組織、信徒及活動。只要基督教信仰在組織和活動上受到限制,黑市就必然會出現;只要紅市受到限制和黑市受到鎮壓,灰市就必然會出現, 而宗教管制越嚴,宗教灰市越大。

一個不可忽略的正向變化是,目前主政中國地方的實力派是60後人士,其中不少精英有留學歐美或其它開放國家的經歷,他們對基督教的認識與老一趟官員的偏見漸有分野;而且“海歸派”現已基本主政各大學府,逐步主導講壇,教導下一代,這一有利趨勢非宗教政策所能逆轉。

其次在信仰領域,原有的共產主義信念已經徹底崩潰。主導中國的悠久傳統文化經過破壞和經濟洪流的洗滌,除中醫外仅殘存少部分於國人的心中,在80、90後生代中漸成為遺跡。誠信缺位、道德破產、自私有理、冷漠無過、為人民幣服務成為畸形社會的常態——結石寶寶、小悅悅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一個缺乏“愛”的社會呼喚一種提倡“愛”的信仰,造就了中國宣教的黃金時機。現時國人的靈裡貧窮(poor in the spirit)何嘗不是神將要祝福中國的預備。

在社會方面,隨著戶口終身制的瓦解,中國近二十年的民工進城潮,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集中,即向京津一帶集中(北漂),向“長三角”一帶集中(滬漂)和向“珠三角”一帶集中(粵漂)。到2010年中國有超過2億民工從鄉村進入城市,大部份從事重體力、低收入、環境恶劣、無勞動保障的工作,成為城市的“邊緣”階層。由於鄉鎮教育資源日益萎縮,也迫使不少農村家庭為了下一代教育緣故而移居城市。據國家統計局數字(2012年1月17日公佈),中國歷史上首次城鎮人口(占51.27%)超過農村人口。這在宣教策略上,意味着當今首要考慮是城市宣教,而不是翻山越嶺,走遍各鄉各村。

在宣教實踐上,傳統的“救贖論”在西方也許是老掉牙的道理,在中國當今卻仍十分適用。因為“罪”在中國的普遍性氾濫,令人深受其害,這也成為一個十分有利的福音切入點。如何脫離罪的束縛,成為一個有道德情操、對社會有益之人,是國人內心深處所追求的。正如葛培理牧師所説,人內心兩個最基本的需要是赦罪和良善,這兩個需要在“救贖論”宣教進路中都得到表達和回應。據筆者的經歷和與不少宣教士的交流,這種傳統的宣教進路並非過時,在中國仍有其生命力。單是這樣宣講福音,也會收到良好的果效。這種宣教模式強調人的罪、世界的黑暗、神的審判、人的悔改和生活上的“分別為聖”。“決志”成為很多傳福音者的目標。這種進路有很強的聖經基礎,亦是在中國教會和海外華人教會至今廣泛運用的傳福音模式,我們耳熟能詳的佈道工具如三福、四律、五色珠、福音橋等都是這種進路下的精簡作品。

若從創造神學的進路來看宣教,神對世界的終極心意是祝福,而非審判。神創造天地和人,“一切都甚好”,將始祖安置伊甸園,享受美好的創造和與上帝間的團契。及至人犯罪墮落,上帝啟動了救恩歷史,主動呼召亞伯蘭,“我必使你成為大國,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為大,你也必使別人得福,給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創12:2-3)這裡蘊含了神呼召人的兩個原則:神要祝福所呼召的人,然後吩咐他們去祝福世上的萬族。福音本質就是當人破壞創造秩序後,創造主道成肉身進入人間,與受苦之人一同經歷人間的不義和痛苦,把真理呈現在人間,藉祂恢復既有的創造之序。這祝福到了新天新地最終完滿。“祝福”是一般人不會回避的東西,中國人尤喜歡求福。這種祝福不宜狹隘理解為個人“將來上天堂”,或“病得醫治”、“兒女考上好學校”等,而是上帝實實在在“整全的祝福”,包括身、心、靈、家庭、社群,全方位的祝福。除了言語的宣講,祝福更要求實際的行動,如百年前循道會傳教士柏格理牧師在貴州石門坎的奉獻,祝福了雲貴的苗族同胞,國人無不認同。祝福的行動是愛的外在表達,可以是通過教育、醫療、出版、扶貧、助孤、商業、康體、等各種途徑,將做主門徒的心志化為祝福的具體行動。政策可以阻止傳教,但無法限制祝福,在祝福行動中將天國的福音帶給國人。

兩種宣教進路在宣教實踐上可單獨或聯合靈活運用。但“創造論”的進路在中國基本上可暢通無阻,因蘊含行動,難度更大,對基督徒的心志、委身、成熟更具挑戰性。事實上在中國宣教歷史上,兩種宣教進路都可尋蹤跡,但以“救贖論”的理解占相對優勢。值得注意的是,“救贖論”有可能將救恩約化為靈魂的得救,令信仰個人化,將信仰與生活、社會分割開來;而“創造論”則可能失卻某些核心元素,讓信仰變得膚淺,並令宣教變得過於寬泛。

此外,在宣教實踐中還要注意西方文化孕育的基督教教義與中國文化間的內在張力。這在一些知識份子和喜歡理性思辨的群體中經常遇到。他們認同人之有限、有罪,需要救贖,邁向完滿,但為何非得耶穌一途?這就涉及基督教的“排他性”、對人性善惡的理解、“因信稱義”的救恩論以及對基督論的詮釋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成為他們進入救恩門檻的理性障礙,也可以是日後生命成長過程的阻力。因此神州大地呼喚基督教教義的本色化理解,建構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宣教神學。